天地之间充满了气，这不仅是今天人们的常识，而且早已被我们的先民认识。古人以为，风就是气，所以对于气的认识实际来源于人们栉风沐雨的感受。而人作为天地间的一员，其身体内也自应充满气，人的呼吸可以很自然地使人懂得这个道理。将这种观念推而广之，便会产生宇宙万物都充满着气的认识。这些认识使先民感悟到气既为生命之本，更是万物运动的源泉，从而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以气为核心的独具特色的人文内涵，并促进了古代天文、历法、医学、哲学的形成。

　　天有天气，地有地气，四时寒暑也各有不同的风气。随着季节的变化，尽管天气的凉热可以为人们鲜明地感知，但地气的萌动与变化却不易被人察觉，于是至少在8000年前，我们的先人就学会了以候鸟骨骼制成的律管候气。他们将十二律中测候分（春分、秋分）、至（夏至、冬至）、启（立春、立夏）、闭（立秋、立冬）八节的律管依八方的位置植埋于地，使律管的上口与地面平齐，然后在律管中填入由芦苇内膜焚成的灰，当天交气至的时候，主候相应时令律管内的葭莩灰就会飘飞而出。古人的长期观测经验告诉他们，因地气萌发而飘出的灰是散漫的，而人为扰动所飘出的灰却是聚拢的。正是基于对这种以地气验时的认识，致使古人自然地将记录时间的节令称之为气。

　　最早为古人认识的气只有四个，这就是春分、秋分、夏至和冬至。因为这四个时点的位置固定而明显，所以人们通过对日出日落时太阳位置变化的观测就可以方便取得。我们知道，夏至时太阳于东方极北的位置升起，于西方极北的位置落下，第二天的出没地点便会向南行移；冬至时太阳又会于东方的极南位置升起，于西方的极南位置落下，第二天则会向北行移；而春分与秋分日出日落的方位则为正东西。这种根据日出日落位置的观测以确定四气的方法肯定被先民使用过，《尚书•尧典》开篇就讲述了这个朴素的观测历史。然而不论观测太阳的出没还是候气，都不可能获得精确的分至时刻，面对这种困扰，先民发明了立表测影，通过对表影的观测寻找四气。他们首先建立起东、西、南、北四正方向，进而识别出夏至和冬至正午时刻的影长，最终确定了回归年的周期，并据此制定出精密的历法。

　　以立表测影测定四气必须建立在四正方位的基础上才可能实现，所以古人随之建立起了以四方表现四气的固有传统。最初人们以东为春分，西为秋分，南为夏至，北为冬至。进而又平分四方获得八方，并以八方分别配合八节，其中除分至四气外，更以东北为立春，东南为立夏，西南为立秋，西北为立冬。这种以平分方位的办法对回归年的规划结果意味着八节的长度必须相等，然而取回归年为365个整日分配八节，每节则含45或46日，并不同长，于是古人定45日为八节的标准周期，并将回归年日数比八节总长多出的五日称作“废日”。

　　八节的体系看似完善，但与一年十二月为基础的历法体系却无法合理相容，于是古人继续在八方主配八节的框架下将每节三分，使每气各含15或16日，从而建立起二十四气的时令纪时体系。时人又将每气分为三候，每候5日，共七十二候，记录动植物及自然现象变化的征候。至此，以二十四气统配历法的工作终于完成。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今天，这首脍炙人口的节气歌所反映的二十四气名称和次序已为人们耳熟能详，但是在西汉将这一体系最终定型之前，它所呈现的面貌却并非如此。在名称方面，原始的春分和秋分只叫“分”，意思便是昼夜平分；而夏至和冬至则叫“至”，或因夏至白昼最长，冬至白昼极短，致使夏至、冬至又可分别称为“日长至”和“日短至”。

　　在气首方面，随着古今历法岁首的不同，气首自然也各有差异。夏商古历以秋分确定年终，霜降成为一年的气首。而至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太初改历，建寅之月成为岁首，立春被定为一年中的第一个节气。在次序方面，古以惊蛰在雨水前，谷雨又在清明前。西汉以后，雨水移为正月中气，惊蛰定为二月节气；又改清明为三月节气，谷雨为三月中气。所以，二十四气尽管在东周以前就已形成，但是经过汉武帝的太初改历，才逐渐成为我们今天熟悉的面目。